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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惨痛的历史，再难抑制住心情的激动:“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害了，一摊摊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哟！”看到那次肃反中的幸存者，现在又被揪斗、被迫害时，他语气沉重:“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要不得呀！要讲清楚，一定要把历史的教训讲清楚！现在我真担心有人再搞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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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近一个月的回忆，3月7日，贺龙写完了一份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报告。他回顾了当时的历史情况，批判了王明路线的罪恶，总结和阐明了当年肃反扩大化的惨痛历史和经验教训，并将报告带给周总理并转呈毛主席。他是在用历史上血的教训来提醒人警惕和避免血腥的历史悲剧重演啊！然而，历史的悲剧正以新的形式在重演，并愈演愈烈。在一个会上，林彪说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是“三反分子”。叶群在总参的会上叫嚷“贺龙要搞反革命政变”。江青也逼着周总理表态“把贺龙揪出来”，在遭到周总理的严词拒绝后，她仍不肯罢休，继续展开诬陷贺龙的种种活动。

　　1967年夏，林彪一伙背着毛主席，绕过周总理，逐渐控制了被秘密安排在西山的贺龙的住处，加紧了对他的迫害。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把窗帘拉上了，不许拉开。接着又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以至年逾古稀的贺龙和夫人只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用手臂当枕头。吃的饭里沙子太多，只好把米从做饭的战士那里拿来，戴上老花眼镜去挑拣。贺龙没烟抽了，便让夫人薛明拿点钱找战士买来旱烟叶。他用手搓碎烟叶，再用纸条卷上烟末抽。后来，由于迫害加重，不能再买烟叶了，薛明就把抽剩丢掉的烟头拣起来，撕开重卷来抽，直到逝世前夕，贺龙抽的都是烟蒂卷成的烟。

　　更有甚者，他们竟借口水源困难，连续45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每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不能洗脸，也不能漱口，以至于每逢下雨，他们都用水盆、水杯接雨水贮用。为了水，贺龙和薛明时不时张望天空，盼望下雨。有一次，贺龙为端一盆雨水而摔倒在地，扭伤了腰，连续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行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只好用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肥皂水给他灌肠。

　　秋天到了。贺龙又记起了临行总理说的话“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然而，正是秋天的9月间，贺龙被正式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帮”的魔掌。尽管10月份周总理冲破阻力，又两次派人看望了贺龙。但从此以后，林彪、“四人帮”就切断了他们的最后联系。

　　失去保护的贺龙夫妇遭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连护理他的医生也要经过多次政审，精心挑选。结果，他身边的必备药品被拿走了，连检验糖尿病的试剂也不给留下……1968年3月27日，贺龙突然说不出话来，口角歪斜，头痛剧烈，被送进医院，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反被诬为“诈病”送回住处。

　　接到林彪、“四人帮”党羽送来的一封信，贺龙怒吼道:“撞她妈的鬼！栽赃，完全是栽赃”

　　转眼间到了1968年8月1日，即建军4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曾任南昌起义军总指挥的贺龙特别兴奋。他向薛明讲起了南昌起义，讲起了军队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井冈山毛主席与朱老总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他感慨地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充满自信地断言:“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验之事实，这话已成了科学预言！

　　贺龙热爱军队，关心军队，对军队怀有极深的感情。在失去自由后，他常与夫人谈论国家的建设、国防和军队的建设，以及有关他曾经视察过的建设工地、海防哨所、连队的食堂、战士的宿舍，乃至运动员的训练场。他满怀深情地说:“要是再能去看看这些地方，看看那些地方的人，该多好啊！”然而，贺龙哪里想到，等待他的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他越来越重的迫害和摧残。

　　1968年9月18日，林彪、“四人帮”党羽送来一封信，要贺龙“交代”历史上的所谓“罪行”。这是隔离以来向贺龙提出的惟一重大“问题”:“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贺龙看完，把信往桌上一摔，怒吼道:“撞她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栽赃，完全是栽赃！”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1931年至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破坏，洪湖、湘鄂西地区的革命事业遭受了惨痛的失败，不仅根据地丧失殆尽，而且红军也由五余人锐减到不足3000人。也就在这个时候，1933年12月蒋介石对根据地采取两手政策，他一面以重兵围困红军，一面又亲自委派政客熊贡卿对贺龙进行游说、策反。

　　熊先派梁素佛联络，带着熊贡卿以昔日好友的名义写给贺龙的信，说是要来叙旧，并愿意帮助解脱困境。贺龙立即识破了熊贡卿的用心，并认为是对自己的极大侮辱，当即报告了党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分局为了搞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破坏的情况，遂允许熊贡卿前来。熊贡卿来到后，供述了情况。贺龙便下令把他逮捕了。

　　在从茨岩塘到桑植途中的一个山垭口，贺龙激愤地对部队说:“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是来干什么的呢？是蒋介石派来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极大的侮辱。同时他又是奸细，我们绝不能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苦困难吓不倒红军，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接着下令枪毙熊贡卿。

　　这一番大义凛然的话和坚决的行动，凝聚了贺龙对阶级敌人强烈仇恨，表现了贺龙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心。然而，这也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竟成了贺龙的“罪行”？贺龙感到自己赤诚的心被严重地伤害了。他抓过一个笔记本，不停地写上“冤枉”两个字，一页纸写得满满的。他说:“他们要是叫我签字画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整整一天，他都被怒火烧灼着，烟吸得很多，话很少，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