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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样的一些人怎么能办起一所正规化的军事院校呢？还是刘伯承校长有办法，他提出就从国民党的军事研究机构和军校里网罗人才。例如在南京就有一些解放前国防部的研究所，还有中央陆军大学，里面有大批的教学和研究人员。我父亲很是赞成，还提出可以去广州的黄埔军校里搜集军校人才。两个决策人一拍即合，我父亲立即开着他的吉普车，带着军校筹备组的人开始了“猎头”行动。刘伯承校长也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将许多军事教育人才拉到了自己身边。没用多长时间，军校的教员队伍就建立起来了。这些人都是很棒的军事教学和军事研究的专门人才，多数人都留过洋，对欧美和日本的军事现状和军事理论非常了解。我父亲对他们的政治表现也作了调查，发现这些人实际对国民党政府很不满。对解放军对新中国充满了好感和希望，而且愿意报效新政权。教员队伍解决了，接着就是招生。按照上级的指示，学员要从有我军各部队中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员中选拔。这个工作很快就完成了，各个部队报名参加军校学习的人非常踊跃，没用多长时间学员就招满了。这些学员中有许多是我父亲认识的，他们大多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营团级指挥员。还有一些人是师级以上干部，他们的资历更老，都是参加过土地革命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然而，让刘伯承校长和我父亲都没有想到的是，在老师和学生之间竟出现了矛盾。原因是我们的学生对老师有抵触情绪。他们觉得自己是战争的胜利者，而那些给他们讲课的国民党军人是他们的手下败将。让手下败将给自己讲课，他们心里觉得不舒服，难以接受。我父亲觉得这种倾向必须纠正。他亲自到学员之间做工作，说这些教员都是刘伯承司令员委托我请来的，尽管他们当年属于国民党的阵营，也可能做过伤害解放军的事。但他们现在都已经站到革命的队伍里了，都已经成了解放军的一员。如果还拿老眼光来看待他们，那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而且这些人确实学有专长，懂得深奥的军事理论。国民党军队打了败仗，那是人心的向背问题，跟他们这些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刘伯承校长也经常找学员谈心，而且大会小会苦口婆心地做学员的思想工作。对于那些心有余悸的军事教员，刘伯承鼓励他们放下包袱，和学员们打成一片。许多教我父亲回答：“这倒是，我是华野的参谋长，干的就是这个差事。”

刘伯承说：“就把你的作战思路理一下，就是很好的讲义嘛。当然不会让你讲很多的课，你是教务长，主要是替我管理学校。你是教务长，要好好配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