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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些难办或别人不愿意办的事情，张国焘总是让何畏去办。丁森在其《评中文艺代表作》（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写道：余天云在学校还散布要杀刘伯承校长和王新亭主任，也要杀张国焘（因没有要他当军长了，对张不满）。张国焘知道后，要刘伯承把余抓起来，刘说：“不要抓，我来教育他。”张说：不抓不行，余天云这个人说杀人就真要杀人的。刘伯承还是说不要抓，可以教育好的。张国焘对刘实在无奈，当即要何畏（当时的红大政委）去办。何二话不说，就把余抓了起来。

　　《强渡嘉陵江》电视剧披露了一个历史片段：在强渡嘉陵江战役推进最艰难的时刻，张国焘对徐向前越来越不听指挥的行为深为不满，曾一度下令何畏接替徐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位置。

　　每当关键时刻，何畏总是坚定地站在张国焘这一边。对此，《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记录着历史的那一幕：……在懋功战役中负伤未痊愈的红军大学政委何畏等坐着担架急匆匆地赶来总指挥部，向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报告：党中央、军委直属单位与毛泽东已率第三军向北挺进了。问陈昌浩是否下过开拔的命令。

　　何畏对张国焘的忠诚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忠诚换来了他们俩人的过从甚密：

　　何福圣在《带刀侍卫》中做了这样记载：有一次，张国焘叫我给何畏送去两条特供给香烟。当时，何畏主持的四方面军彭扬军学校已经和中央红军大学合并，由何畏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

　　张国焘对何畏可谓关怀备至。何畏在懋功会师战役中负伤，而且伤势不轻，甚至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于是，张便安排何畏任红军大学政委。张国焘在《我的回忆》（第202页）中回忆道：这个训练班最初是由负伤病愈的干部组成，后来陆续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参加；直到我们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才改组为红军学校。担任这个训练班主任的，就是负着重伤的第九军军长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参加过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曾与越南革命党人一起在越南与法国军队作战，一九三一年被调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的团长，先后负伤十一次。这多次的枪伤，使他成了残废。因此，这个训练最初还带有点休养的性质。